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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怨话三哥

杂文选刊

在我的心目中,理所当然地把解放前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又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四哥、二姐,与曾经是由蒋介石任校长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的学生、国民党党员的三哥,划分为黑白分明的两大阵营。前者代表光明,是时代的英雄;后者象征黑暗,是人民的天敌。可以说,我是毫不犹豫地将三哥从我的心里逐出,甚至对他怀着一种隐隐的憎恨。

据我观察,不仅是我,几个兄弟姐妹,在一定程度上都对三哥表现出一种冷漠。可以说,我们整个家庭都将三哥逐出了。

这对于正在苦苦挣扎的海外游子,自是过分的无情,而我们当时觉得理所当然。

担任过国民党驻旧金山领事的三哥,在大洋彼岸一往情深地关心着家人。1961年,听说中国大陆遇到灾荒,他忧心如焚,尽管刚刚脱离外交界,生活尚无着落,仍然辗转托人与我们联系,表示愿助一臂之力。

母亲接到这一信息,断然拒绝。我们兄弟姐妹一致赞扬母亲的明智,暗暗抱怨三哥的多事。

三哥爱心不变。1974年,中美关系刚刚解冻,他托人前来看望老母。我们一片惊慌。虽然安排母亲与来人单独见面,但是不肯在那人随身带来的录音机里,留下母亲的半句祝福。海外赤子这一点微小的心愿,也不敢给予满足。我们依然赞扬母亲的明智,根本没有想过,将会给三哥带来怎样的感受。在我们的心目中,早已没有三哥的位置。

1980年的一天,我正在北大图书馆看书,突然接到通知,说三哥已经来到清华大学大哥的住处,要我前去相见。我感到一阵惶恐,不知道怎样迎接这位曾经被我们家庭无情逐出的亲兄弟。那是一个十分尴尬的场面。

当我气喘吁吁地赶到时,一个颇为精干的小老头微笑着站起来和我握手,说:“这就是小弟吧?”

我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三哥。”

一切竟是这样的亲切而自然。我仍然感到陌生与拘谨。直到有一天,我陪同三哥三嫂去故宫参观,正在与三嫂低声交谈,抬头一看,三哥远远地走到前面,微微前倾的身体、急促的步履,突然使我产生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我发现了钱家兄弟姐妹特有的姿势与神态。

就是在这一瞬间,我感到前面走着的这个小老头,成了我们钱家不可缺少的成员,我又有了自己的三哥。我急忙赶上前,看他走得满头大汗,慌忙赶到售货亭,给他与三嫂买来饮料,弄得自己满头大汗,顾不得擦拭,一个劲儿地憨笑。

后来,三哥告诉我,我的这一神情,使他大为感动。几十年来,人为制造的兄弟隔膜,也许在这一刻得到真正的消解。在我内心深处,急剧地升腾起巨大的歉疚。我多么想在三哥面前放声一哭,将几十年的误解、屈辱与过错,倾吐一尽。三哥没等我开口,诚恳地谈起他未能对母亲尽孝、对兄弟姐妹尽责的内疚,以及因为他而使我们受到牵累的不安,一再表示要尽自己的努力,对这一切作出弥补。他详尽地谈起他对兄弟姐妹以及下一代的种种安排。

他谈得急促而又从容,一切早已积蓄在心,经过周密的思考。

听着三哥的话,当年我们无情地将他逐出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愈见清晰。面对三哥的宽阔胸襟,我连一句道歉的话也说不出口。我唯有沉默。

后来,我又观察到,三哥虽然从不提及我们给予他的精神伤害,但仍然不能掩饰自己曾经被家庭放逐的隐痛,据我的直觉,他似乎至死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被放逐感。

他一再强调,他所从事的商业,与钱家兄弟姐妹一样,也是一种事业,多少透露出自己也未必明确意识到的某种隐痛。我觉察于此,感到自己对这位宽厚的兄长伤害之深,几乎无地自容。

而且,我还要受到更大的精神惩罚。

1985年,我的人生道路上,遇到一个小小的挫折。因为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不能为我一家四口人(其中,我的岳父、岳母都已八十高龄)提供容身之地,我必须离开北京大学,这对我的事业发展,自然是一个巨大的损害。

正当我面临家庭与事业的两难选择时,三哥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用巨额美钞在北京买了一套住所,供我一家暂住。

我知道援助的分量,也实在需要这样的雪中送炭。一想到当年我怎样坚决地,甚至是迫不及待地与同样处于厄境中的三哥划清界限,我又实在无法接受这份兄弟情谊。这情谊火一般地照出了我的自私、怯懦、无情无义,烧灼着我的心。如果我真的拒绝了,又会对他形成新的伤害。无论如何,我不能再给他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的伤害。

我只好接受三哥的援助,留下无法弥补的内心隐痛……

【选自钱理群著《一路走来》河南文艺出版社版】

○钱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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