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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毕业后

杂文选刊

没有典礼,没有仪式,班主任将一张白里套红的硬纸递给我,说:“你毕业了。”

我看着硬纸,上面写着:贾平娃,男,十四岁,在我校学业期满,准予毕业。1967年8月。

眼下是1968年,领的却是1967年的毕业证,我毕的是什么业?即使推迟了一年,可我的数学仅仅只学到方程。

我当下就委屈地哭了。四年前,我到这里参加考试的时候,一走出考场,在大门外蹲着的父亲和小学老师一下子就把我抱起来,父亲是一早从四十里外的邻县学校赶来的,他的严厉使我从小就害怕他。他问起我的考试情况,得知一道算术题因紧张计算错了时,就重重地打了我一个耳光;又问起作文,我嚅嚅讷讷复述了一遍,他的手又伸过来,但他没有打耳光,却将我的鼻涕那么一擦,夸了句:“好小子!”当我的成绩以第三名出现在分数榜上时,一家人欢喜得放了鞭炮,我也因此得到了父亲特地为我买的一支钢笔。初入学的一年半里,我每个星期日的下午,背着米面,提着酸菜罐子到学校去,在那条沙石公路上,罐子被打碎过六次。我保留着六条罐子系带,梦想着上完初中,上高中,上大学,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班主任一直把我送到了校外的公路上。我是他的得意门生,在校的时候,规定每周做一次作文,而我总是做两次让他批改。他抚摸着我的头,从怀里掏出一本三年级的语文课本,说:“你带着这本书吧。你还有一本作文,就留在我这儿作个纪念吧。回去了可不敢自己误了自己,多多地读些书最好。”

我走掉了,走了好远回过头,老师还站在那里,瞧见我看他,手又一次在头顶上摇起来。

从此,我成了一个小农民。

我开始使用一本劳动手册。

清早,上工铃一响,就得赶紧起来。脸是不洗的,头发早剃光,再用不着梳理,偷偷从柜里抓出一把红薯干片儿装在口袋里,就往大场上跑--队长在那里分配活儿,或者是套牛,或者去割草。天黑了,呼呼噜噜喝三碗糊糊饭,拿着手册去落工,工分栏里满写着“三分”。那时候,队里穷极了,一个工分工钱是两分五厘,这就是说,我一天的劳动报酬是七分五厘钱。

父亲夜里从学习班回来睡觉。一到村口,他就要摘下带着黑帮字样的白袖标。天明走时,一出村就又戴上。他教了一辈子书,未经过什么大事,又怕又气,人瘦得失了形。每次出门,他都要亲亲我们,对娘说:“要真的不能回来,你不要领平儿他们来,让人捎一床被子就是了。”

说罢,一家人都哭了。娘总要给他换上新洗的衣服;父亲剪下领口的扣子,防止被绳索捆绑时,那扣子会勒住脖子。父亲一走,娘就抱着我们哭。但去上工的时候,娘一定要我们在盆子里洗脸,不许一个人红肿着眼睛出去。

秋天,被开除公职的父亲回来了。他到家的那天,我正在山坡红薯地里拔草,闻讯赶回来,院子里站满了人,一片哭声。我门槛跨不过去,浑身就软得倒在地上。娘拉我到了小房里,父亲睡在炕上,一见我就死死抱住,放声大哭:“儿呀,我害了你啊!我害了我娃啊!”

我从未见父亲这么哭过,害怕极了,想给他说些什么,又不知道该怎样说,只是让父亲的眼泪一滴一滴落在我的脸上。

家里家外一切重担全都落在了娘的身上。多年的饥寒交迫、担惊受怕,使她的身子到了极端虚弱的地步,没过多久,胃病就发作了。每次犯病,娘就疼得在炕上翻来覆去。我和弟弟祈求过神明,跪在村后河湾处一座被拆除了的小庙旧址上,叩着一个响头又一个响头。

家里什么都变卖了。那支上中学时买的钢笔,却依然插在我的口袋里。村里人都嘲笑我,但我偏笔不离身:它标志着我是一个读过书识过字的人,是一个教师的儿子!每天夜里,我和父亲就坐在小油灯下,他说,我记,我们写着一份一份“翻案”状子。娘看着我,说:“平儿的书没白念呢!”

父亲就对我说:“吃瞎穿瞎不算可怜,肚里没文化,那就要算真可怜。你要调空读读书,不管日月多么艰难,咱这门里可不能出白丁啊!”

我记着父亲的话,开始读起我过去学过的课本,读起父亲放在楼上的几大堆书来。每天中午收工回来,娘还未将饭做熟,我就钻到楼上,在那里铺一张席,躺着来看书。楼上很热,我脱得赤条条的,开工铃响了,爬起来,那席上就出现一道湿湿的人字形的汗痕。

受饥荒的时期,我们开始分散人口:娘带着小妹到姨家去,弟弟到舅家去,我和父亲守在家里看门。

夜里不吃晚饭,父亲说:“睡吧,睡着就不饥了。”睡一会儿却都坐起来,就在那小油灯下,他拿一本书,我拿一本书,一直看到半夜。

我终于没有在那个困难时期沉沦下去,反倒更加懂事,过早地成熟了。如今还能搞点文学,我真感激那些岁月的磨炼。有人讲作家的“早年准备”和“先决条件”,对于我来说,那就是受人白眼所赐予的天赋吧。

【原载2016年第17期《读者》】

○贾平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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