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今年6月，全国省部级及以上级别的“60后”官员共有521人。他们在改革开放后接受大学教育，大多从政履历完整。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将陆续走上更高的领导岗位。
中共十八大后的两年多以来，伴随正常的干部更迭和反腐行动，中国政坛从地方到中央都出现了较为密集的人事变动。在这轮调整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60后”官员被推上了政治舞台，成为迅速崛起的新生力量。
以年代来划分，“60后”横跨10年，如今年龄最长者55岁，最年轻的45岁。作为一个群体，“60后”在政坛崛起，既是自然规律使然，也是中共干部年轻化的结果。
就各级政府而言，在县、市两级领导中，“60后”已成为不折不扣的中坚力量。不久前刚评选出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中，超八成是“60后”；在更高级别的省部级干部中，他们也已开始大规模登场。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统计，目前“60后”省部级及以上级别的干部已超过500人，其中18人跻身正部级之列。
正部级共有18人
“60后”官员群体，受到关注大致始于2008年。那一年，他们中的佼佼者已经开始在中国政坛崭露头角。
据中国政法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教授王俊生统计，截至2008年4月，全国已有“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71人。其中，正部级干部5人，分别是湖南省省长周强、河北省代省长胡春华、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和国防科工委主任张庆伟。
到十八大前，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换届工作结束后，“60后”省部级干部增加到161位，其中省委常委118位。“60后”正部级官员也增至7人，新增的两人分别是福建省长苏树林和团中央第一书记陆昊。
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胡春华、孙政才顺利当选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标志着“60后”官员首次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近两年，“60后”官员开始大规模进入省部级领导岗位。仅2015年上半年，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新晋的54名省委常委中，就有30人为“60后”。
今年1月，1968年10月出生的辽宁省委秘书长谭作钧跻身省委常委后，更是刷新了此前由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杨岳保持的纪录，成为目前全国31个省份中最年轻的省委常委。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6月，全国“60后”省部级官员共计525人，其中正部级领导干部18人。
这500多人绝大部分（321人）分布在地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出现了“60后”省部级干部，最多的几个省区是西藏（18人）、青海（16人）和浙江、四川（14人），最少的辽宁和河南也各有4人。其余204人则分布在中央部委机关（132人）、人民团体（13人）、国企（35人）、高校（13人）和军队（11人）。
有评论认为，这种均衡分布的状况，不仅对各地各级领导干部年轻化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同时也体现了中共中央对省部级领导干部年轻化整体布局的精密安排。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干部队伍普遍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的状况，中共从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提出干部队伍要年轻化。1982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把“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正式写入党章。从此，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就被作为一项干部政策确立下来，并得到长期有效的贯彻落实。
改革开放初期，中共为推进干部年轻化，曾越级提拔了一些年轻干部。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运录，1982年9月从湖北大悟县委书记升为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1983年1月又被提拔为湖北省委副书记，4个月内从正处升为副部级干部。
这批“60后”官员很多也是“四化”方针的受益者。
1992年，为进一步推进干部年轻化，中组部下发了《关于积极大胆地做好选拔年轻干部工作的通知》。现年47岁的青海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晓1991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青岛热电公司工作。从公开的履历可以看出，王晓在毕业两年后就出任青岛高科技工业园管委会主任助理，成为正处级干部。彼时王晓刚满25岁，而按照公务员的常规升迁路径来看，从大学毕业到副处级干部最少也需要满30岁。因此，他的破格提拔很可能与中组部当年这份《通知》有直接的关系。
另外，在省区市党委换届中，中共中央明确要求省级党委班子中，50岁以下的要有3人；省委书记、省长、纪委书记任职年龄如果超过63、61、58岁，则一般不列入提拔行列。在这一规定之下，领导班子配备呈现出“4、5、6”的三级梯次格局，即：既有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也有50年代出生的，还有60年代出生的，形成老中青搭配的官员格局。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统计，目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班子中，有“60后”常委158名，在大约400名省委常委中占比接近40％，他们正在成为政坛迅速崛起的新生力量。
文科生占比六成
“60后”官员出生的年代正逢三年困难时期的后两年或文革期间，受其影响，有的未能接受正规的中小学教育。他们中的一些年长者还有“上山下乡”的经历，比如出生于60年代初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以及青海省省长郝鹏、陕西省委组织部长毛万春、山东省常务副省长孙伟均当过知青，但时间都不长。
他们是时代的幸运儿，文革结束后中国高等院校很快恢复了招生，他们也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受益者。据刘俊生2008年统计，在当年71名“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100％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其中，95％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正是“60后”考大学的时期，而那个时候的大学仍是精英教育，有机会上大学的人要比现在少得多。因此，可以说这些“60后”省部级官员在大学时代，就已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胡春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79年他被北京大学录取，曾在他的家乡湖北五峰县引起轰动，因为在此之前该县还没有一个人考上过北大。
从专业背景看，在“60后”官员中，传统的“工程师治国”的局面正在改变。统计显示，在2008年“60后”省部级干部中，文科和理科背景的占比分别是46％和54％。到十八大前，这一比例变为61.39％和38.61％。这表明，具有文科背景的“60后”官员越来越受到重用，更容易得到提拔。
在具有文科背景的“60后”省部级官员中，管理学、经济学和法学是最受青睐的三个专业。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他们中有些人甚至毕业于同一个学校。比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和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张晓明、中纪委原副书记陈文清都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友。
众所周知，中国的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被称为“工程师治国”，这是因为他们当年在大学接受的是理工科教育，知识结构和思维更多呈现理工科的思维特点，带到国家的治理中，就形成了“工程师治国”。如今，更多有人文社科背景的官员得到提拔，他们在经济、管理、法律方面的知识背景，与中国国情和发展需求相适应。因此，具有人文社科背景的“60后”领导干部群体崛起，符合现代国家治理的趋势。
由于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很多“60后”省部级干部都是学者型官员，有些在从政前还从事过系统的科研工作。最典型的是目前国务院25个组成部门中唯一一位“60后”部长——51岁的陈吉宁。在出任环保部部长前，陈吉宁一直在清华大学工作，是国内知名的环保专家，拥有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环境专业的理学博士学位。
另一位典型是贵州省委委员、贵阳市委书记陈刚。在北京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陈刚便进入北京玻璃研究所晶体室任工程师，从事了10年的科研工作。至今，我们仍可在网上检索到他在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论文。由于研究工作出色，1996年陈刚还获得了第二届中国青年工作科技创新奖，成为科研工作者中的翘楚。
从政履历完整
与“40后”“50后”相比，“60后”官员的从政路径也更加趋于多元化。刘俊生在2008年的研究显示，在担任省部级领导干部之前，“60后”官员的任职经历大致可以划分为六类：机关、共青团、国有企业、大学、研究所以及新闻媒体单位、作家协会和军队等其他路径。其中，从机关起步的最多，超过三分之一。
但无论哪种路径，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与同龄人相比，他们很早就显示出追求政治进步或从政的愿望。据刘俊生统计，“60后”省部级官员入党的平均年龄在22.85岁，最小的只有18岁，最大是33岁。很多人的党龄比工龄还要长，90％都是在高三、大学本科以及硕士阶段的几年里就入了党。
“由此可以推测，这些‘60后’的领导干部在年轻时候就立志从事政治事业，或者他们在早年就确立了他们的政治信仰。”刘俊生说。
除了入党早外，不少“60后”官员在青年时期就开始显露出出众的领导才能。比如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在学生会任过职，陆昊曾是北大校学生会主席，福州市委书记杨岳曾是清华大学校学生会主席，西宁市委书记王晓曾是中国科技大学校学生会主席。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有利因素，从政后他们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据刘俊生统计，“60后”担任副部级领导干部时平均任职年龄是43.8岁，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到晋升为副部的平均年限是21.3年，晋升到副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是14年，晋升到正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是22年，几乎每一位都有破格提拔的经历。
但不论是否破格提拔，这批“60后”官员都具有完整的从政履历，绝大部分都是从基层干起，逐步晋升为省部级干部的。陕西省委组织部长毛万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82年，毛万春从河南大学政教系毕业后，即回到河南汤阴县五陵乡从普通乡干部做起，从乡到县，再从县到市、到省，一步一步拾级而上，先后当过副乡长、镇党委书记、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市长和市委书记等职，直到升任省委组织部长。
1995年6月，时任河南林县县委书记的毛万春因表现出色，还荣获了“优秀县委书记”的称号，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接见。
刘俊生将这一路径定义为基层机关路径，与之相对应的是高层机关路径，即主要工作经历是在中央政府或者省级政府工作。这一路径的代表是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张晓明，他23岁即在国务院港澳办工作，历经科级、处级、司级和副部级干部，2012年起担任现职，成为为数不多的“60后”正部级官员。
在高层机关路径中，有一类“60后”省部级官员较为特殊，因为他们主要为领导服务，从事秘书工作。比如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陈世炬、山东省常务副省长孙伟、江西省赣州市委书记李炳军等都属这一类。
陈世炬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锦涛办公室主任。2014年12月，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陈世炬成为正部级官员，官方评价其大局意识强，政策理论水平比较高，考虑问题周全稳妥，处事严谨细致。
生于1962年的孙伟，28岁调入国务院办公厅从事秘书工作。自2000年6月起，开始担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的秘书。2003年3月，吴邦国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孙伟也随之续任委员长秘书，并于2003年7月担任吴邦国委员长办公室主任，官阶升至副部级。
今年7月刚刚出任赣州市委书记的李炳军，2013年调往江西前在国务院办公厅从事了22年的秘书工作，曾担任朱镕基办公室主任。这类专设办公室并非只存在于领导在职期间，李炳军正是朱镕基卸任后的办公室主任。在李炳军担任主任期间，朱镕基办公室组织出版了多部朱镕基的著作，李炳军本人还是《朱镕基答记者问》等著作的总协调人。目前，52岁的李炳军是江西省委常委班子中最年轻的一位。
舆论认为，有过秘书经历的官员在任职期间，往往处在决策核心层，全局观强，具有顶层设计理念，与单纯地方基层出身的干部相比，在准确理解、把握中央决策上具有优势。
受惠于改革开放
与幼年处于战乱中的“40后”和青年时期遇上“上山下乡”和文革的“50后”相比，“60后”官员生活在一个社会更加稳定、物质条件相对富裕的年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吃过苦。
有报道称，胡春华少时生活艰苦，为求学每天徒步十余里，磨烂草鞋无数，脚生厚茧。孙政才为准备研究生考试，连春节都没有回家，在学校图书馆里挑灯夜读；晚上为了御寒，他披着大衣，再用毯子包裹着腿和脚，坚持夜夜苦读。
幸运的是，他们赶上了改革开放，通过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工作后，他们更是改革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亲身感受了改革前后中国的差异，领略了改革带给中国的实惠。舆论普遍认为，这些特殊的经历会使“60后”官员更坚定地坚持改革开放，不会把走回头路作为执政的思路，而是更可能从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角度来思考前进的道路。
由于“60后”高官绝大多数都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很多人还是管理学、经济学、法学专业毕业，知识结构更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对国际社会发展的潮流也有了解和把握。因此舆论认为，在执政方式上，他们更注重制度建设，而不是依靠个人权威。
这方面，周强主政湖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位法律专业出身的“60后”官员，在其任内强调建设法治湖南。2008年4月湖南推出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便是周强力主之下的依法执政的一次重要创新试验。2011年7月，湖南省委还颁布了《法治湖南建设纲要》，被认为是法治制度化的标志。
从执政路径看，这批“60后”官员大多从基层起步，作风务实，知道中国百姓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很多都是“实干派”。有报道说，毛万春在河南许昌担任市委书记时，曾将一位区委副书记的发言打断并赶下台。他毫不留情地说：“你的发言都是空话，你根本不知道问题在哪儿，不要再念了，你下去吧。”
但也有舆论指出，尽管有些“60后”官员在其早年成长阶段有过吃苦的经历，但他们毕竟没有像“40后”“50后”官员那样历经磨难，因此，他们的意志力可能还需要更多磨练。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统计，在十八大后落马的省部级干部（军队系统除外）中，“60后”官员就有19人之多。这其中还包括许多“明星官员”，比如广州市原市委书记万庆良、南京市原市委书记杨卫泽、内蒙古自治区原常务副主席潘逸阳等，都在仕途看好的情况下因腐败被拉下马来。
舆论认为，未来30年将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而这30年又恰恰是“60后”官员在中国政坛活跃的黄金时间。能否引领中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60后”官员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本刊记者/蔡如鹏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