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治粤

1980年，邓小平在接见陈济棠之子陈树柏时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

民国时期，治粤者历有多人，而以陈济棠最有名。自邓小平1980年9月10日接见其子陈树柏并称赞陈济棠“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之后，陈济棠名气就更大了。

陈济棠，字伯南，广东防城（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1929－1936年间曾执掌广东军政大权，人称“南天王”。其实，在邓小平这个著名的评定以前，广东民间及海外对陈济棠早已印象深刻。1964年香港出版的《民国政海搜秘》一书，就有“在老一辈的人来说，陈（济棠）无疑是最能触发他们的内心感怀的一个”之说。

主粤期间的“功劳簿”

陈济棠主粤期间，着手整顿经济，发展实业，让古老的广州变为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城市。这安定繁荣的8年，也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

在城市设施方面，兴建了广州第一座钢铁大桥海珠桥与市政府合署大楼、中山纪念堂、爱群大厦等大批老广州的标志性建筑；在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带兴办现代工业，包括建成电力厂、糖厂、士敏土厂、造纸厂、化肥厂等。陈济棠的工业建设，以进口替代为主要目标，而水泥、纸、糖正是广东需大量进口的商品。短短几年间，这几大省营工厂不仅改变了洋货充斥广东市面的局面，甚至还能外销。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他支持粤汉铁路建设，使这条始兴于清末、历经数十载波折的中国最重要的南北大动脉，终于在1936年全线修通。公路建设取得突出成绩，1933年建成广东第一条公路干线--广汕公路，公路通车里程跃居全国第一。与广西合办西南航空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全华资航空公司，除多条国内航线外，还开通了从广州到越南河内的国际航线。设长途电话管理处，统一办理全省电话业务。到1935年，全省100个县、市中，除海南乐东等三县外，均有电话设置，“其规模之大，是以比拟先进之邦而无愧”。

陈济棠还倾力支持教育事业。他认为“教育是立国张本，是永久的事业”，增设大批职业学校，扩充平民学校、补习学校；创办省立国医学院、广东陆军军医学校等，培养大批军医人才。国立中山大学在石牌建设新校，在建设资金无以为继时，陈济棠多方设法，除要求全省党政军官员“捐薪”，还多次向蒋介石及中央政府要求拨款。石牌新校建成后，中山大学竟获“世界第一大学校”美誉（梁漱溟语）。在广州国民党 “四大”上，陈济棠倡议设立省立勷勤大学，以纪念国民党元老古应芬（字勷勤）历年关照提携之恩；省政府主席林云陔亲任校长，分设师范学院、工学院、商学院三所学院，其中师范学院和商学院后来发展为华南师范大学和广东财经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陈济棠决定在全省范围启动大规模全面建设，即《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这是一个包括乡村建设、城市建设、交通建设等多个建设目标和步骤的宏伟蓝图。“三年计划”是陈济棠治粤重视建设并有所建树的集中体现。

对地方建设的执着与自负

陈济棠的建设成就，是他执着于经济建设的结果。这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素志”。

1916年护国战争时，陈济棠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连长，率部在阳江儒洞剿匪。军兴之余，即带领官兵“修缮廛庐，平道路”，赢得不少口碑，被称为“知时持变”。1928年，陈济棠仍只是李济深手下一位师长，但他痛感于“外人辄诋吾民族为无建设能力之民族”，誓言“必当力雪此耻”。1929年5月，陈济棠初登广东最高军事领导人宝座，刚刚打赢第一次粤桂战争，即称广东历经多年战乱破坏，应赶紧从事建设，恢复地方元气。他决心“今后当本着素志积极帮忙建设，使徒事分利的军队，能直接为人民谋利益”。

陈济棠“颇自负（自己）能着眼于经济建设”，这是天津《大公报》创办人、总经理胡政之在见了陈济棠之后说的。在各种场合，陈济棠也总是表现出这一点。

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推行前后，陈济棠逢人必讲其“三年计划”。1933年7月，陈济棠招考几位秘书（当时称为“记室”），闻风报考者极为踊跃。在初试考卷中，有一道题即要求考生预测广东“三年计划”的成效。对陈济棠来说，要做他的秘书，当然要对他的得意之举有所了解。

1935年6月，陈济棠病后初愈，接见一批河南来的官员。据成员朱玖莹当面观察，起初，陈济棠因“久病新愈，精神甚惫，呼吸之间，望之似觉甚艰”。但当话题一转，谈到广东正在实施的“三年计划”时，陈即笑逐颜开，滔滔不绝。同年10月10日，陈济棠写信给蒋介石，颇以自己的糖厂建设自豪：“所有建设之工厂，虽陆续开工，但受外货倾销之苦，不堪言状。糖业再过两年，当有些小基础，此不独广东农民之幸，全国国民经济关系不小也。”

1935年，第一次南下作粤港之游的著名学者胡适，因人之介，在广州与陈济棠见了一面。两人见面实情至今仍无法知其详，只能参考胡适两个月后所写回忆文章《南游忆述》。根据《南游忆述》等所述，两人一见面，陈济棠即首先发言，“盛气畅言，意态强项，历时几四十五分钟，不稍停辍”。在“做人的道理”、广东“尊孔读经”等问题上，两人大吵了一架，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吵架之余，陈济棠也没有忘记提到他的建设，提到广东“已设未设的二十几个工厂，其中有那成立已久的水泥厂，有那前五六天才开工出糖的糖厂”。可见水泥厂和糖厂正是陈济棠建设的得意之举。

在他们所讨论及辩论的“尊孔读经”和“经济建设”两个问题上，陈济棠都有足够的自信。不过，前者或许只会令胡适有“秀才见兵”的无力感，而后者，才是连成见甚深的胡适也不得不认同和支持的。

要建设还是要内斗？

陈济棠治粤期间，如何对待建设与反蒋斗争的关系，最能反映他与众不同的人生追求。

这一时期，国内政治斗争异常复杂和激烈。1931年后，在国民党最高权力角逐中失败了的胡汉民元老派（主要有胡汉民、萧佛成、邹鲁等）及新桂系李宗仁、白宗禧，先后退居两广及香港等地，以陈济棠为实力依托或靠山，处心积虑谋划推翻蒋介石统治。陈济棠属于地方势力，与中央及蒋介石存在权力及资源争夺，同时胡汉民等元老又在陈济棠政治上升阶段多次扮演提携者角色，因此，陈济棠不能不顺从盟友意愿，加入反蒋行列。但在这一反蒋阵营中，陈济棠对反蒋一直态度消极，他反对即时的或公开的反蒋，坚持“保境安民”之策，与此同时以很大的热情投入地方建设。

反蒋与建设，哪个才是救国良方或救国的根本出路？在这个问题上，陈济棠与其盟友存在很大的差异。

在胡汉民等志切反蒋的元老派看来，蒋介石及其为首的南京政府是中国一切祸乱之根源，要成功抵御日本的咄咄入侵，成功平定中共“叛乱”，使中国真正长治久安，只有推翻蒋介石及其政府才可做到；反蒋是清除中国一切祸乱的根本出路。作为胡汉民等之盟友及晚辈，陈济棠很少直接回应或反驳上述说法，但在一些谈话中也明显表露出不同看法。他曾对胡政之这样说：“政治概从经济中来，非改造物质生活，以国家经济力量，扶植国民经济，则救国必无济于事。”他对潘文安也说：“欲求民族生存，非从经济上找出路不办。”这些话表达了救国在根本上必须寄希望于建设的信念。

胡汉民、萧佛成等本是文人，此时却偏爱“武斗”；陈济棠本是职业军人，是被人视为“穷兵黩武”的“军阀”，此时却钟情于建设，这一奇异的反差，使美国研究民国史的名家易劳逸也忍不住讥刺道：与积极反蒋的广西李、白相比，广东的陈济棠真是一个“不同类型的政治动物”。

陈济棠不爱武斗爱建设，使他的盟友极为不满，双方为此险些翻脸。1933年上半年，斗争到高潮。此时，一方面，蒋介石对广东的压力不断增强，陈济棠颇有屈服于蒋之意，令元老派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十九路军及蒋光鼐、蔡廷锴结束淞沪抗战进入福建后，向西南反蒋阵营靠拢，反蒋之意日益急切。在此情形下，元老派及桂闽实力派均认为反蒋机不可失，胡汉民遂联系南北地方实力派，准备南北同时起兵反蒋，会师长江。而掌握了一切重要资源的陈济棠，成为这一反蒋密谋能否实施的关键。元老们向陈济棠摊牌了。

而陈济棠对他的盟友所做的这一切，始终消极以对。当然，他也不想跟盟友们闹得太僵，或真的散伙--那会连现状亦无法维持，他只能来软的。有时是赌咒发誓下次（或以后）一定反蒋，有时则“诈傻扮懵”，让人觉得一拳打在了空气里。

当然，我们不能说陈济棠对反蒋之消极，纯粹只是为了地方建设，但必须看到或承认，为地方建设留一席安宁地，确实是陈济棠的良苦用心。从历史后果看，陈济棠对反蒋的保守客观上有利于维持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统治，但也有效地阻止了军阀式的内战，使广东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环境。

“半生无过亦无功”

陈济棠生前死后，对他的看法均众说纷纭，毁誉交加，莫衷一是。今天，大半个世纪过去后，我们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探讨陈济棠的功过得失了。陈济棠本人对其治粤并不那么自信，在诗作中谦称自己“半生无过亦无功”。其实，这句话应反过来说：陈济棠的一生，有过亦有功。

陈济棠的功，已毋庸赘述。但必须指出，陈济棠的建树，是在一个风雨飘摇、扰攘不安的乱世中取得的。身处乱世，作为一位军事领袖或人们习称的“军阀”，陈济棠最让人怀念和记忆深刻的，不是这一身份所应有的显赫战功，或成为权力角逐场上的“奸雄”，而是执着于建设所体现出来的能力、魄力与信念。他“武功”固然不弱，“文治”却更出色。纵观民国时期，乃至整个近代，治粤而有如此建树者，可以说唯此一人而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奇迹。

陈济棠无疑也有其过。政治上的反共立场，使他杀了不少共产党人；对待民众及政敌往往使用高压手段；武装走私，聚敛有方，裙带关系严重；更不用说迷信风水卜卦之流，以及苛刻不合时宜的道德观了。即使是那些“功”，也要一分为二地看。陈济棠搞建设，重结果不重过程，当时为发展或保护地方经济的一些做法，略显简单粗暴，或带有强烈的时代性。

广州建设士敏土厂时，为了与洋水泥竞争，广东省政府“施行一种保护幼稚工业法规，征收外来士敏土附加税”。1933年12月又将此附加税加倍。与此同时，省政府通令各地凡政府机关的建筑工程一律必须使用省营水泥企业的“五羊牌”水泥；凡建筑费用超过1万元的私人工程也必须购用，否则将不予免税或不批准兴建。

在各机器糖厂投产前后，当局还以“糖业统制”为名，禁止私人土糖的生产和销售，并规定民营糖厂的资本额不得超过毫银5万元，每日产糖量不得超过3吨。这一做法压制了市场竞争，使民营资本丧失了活力和主动性，对广东经济的发展是有害的。在糖厂投产之前，为了迅速回笼资金，陈济棠从香港购入洋白糖，派军舰走私回广州，在未投产的糖厂换上“五羊牌”包装袋进而在市面出售。此时省内各糖厂均未投产，糖厂的烟囱也未冒烟，故民间戏称这种糖为“无烟糖”。走私“无烟糖”通过偷漏关税等，大获其利，这更是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了。

上世纪30年代，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等概念远未确立，那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至上的时代，也是一个地方割据和“省本位”的时代。不但各国间壁垒森严，就是省与省、中央与地方之间也是划地为牢，胜者为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又是陈济棠的底气所在。丘逢甲之子丘念台曾说过一段话，对陈济棠的评价还是相当中肯的：“陈济棠主持粤政五年，可谓得失互见。就其个人而说，虽然才智不高，而本性还颇忠厚，并且做了不少地方建设和社会事业，所以在他盖棺之后，能够留下好名誉。”

文|肖自力（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