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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验明正身”记

复旦大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联合课题组宣布完全确定了曹操家族DNA,如同当年安阳发现“曹操墓”一样,引起广泛质疑。然而,只有走近这个奇怪的文理科跨界课题组,才会知道,其实他们:志不在曹操

曹操肯定不会想到,他死后1800多年,居然成为了实验对象。

过去三年中,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韩昇和人类生命学教授李辉,带领着他们的团队共同做着一件事情——寻找曹操家族DNA,并确定曹操身世。

这两个完全不搭边的学科联手,起源于2009年末的一则新闻:河南省安阳市对外宣称发现曹操墓,出土了三具尸骨,其中男性遗骸测定年龄在六十岁,另外两具为女性遗骸。河南省考古队推定男尸就是曹操。

很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和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联合宣布,将利用人类基因调查的科学手段,调查分析曹氏基因,进而为曹操墓真伪的研究提供科学证据。

不过这个“一厢情愿”的建议始终没得到安阳方面的正面配合。复旦课题组却不断公布着自己的研究进展:从基本确定到100%证实曹操的DNA;推断曹操父亲并非过去所流传的夏侯氏的后人,更不是西汉第二任相国曹参的后人,而很可能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宦官之首曹腾在自己家族内部过继的;目前已找到九支族群为曹操后人......

有人替曹操鸣不平,这些“天真”的人类学家凭什么如此笃定?也有人替现代人鸣不平,如此费周折地研究古人DNA,到底意义何在?

浪漫的文理科“勾搭”

1997年,19岁的李辉考进复旦大学时,正是人类学研究在中国复苏的时期。之前50年间,人类学研究,以及后来的民族学研究,因被认为是“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资产阶级学科被砸烂。著名人类学教授董悌忱自杀后,人类学研究就成了中国学术界的一片蛮荒地。

1997年,复旦大学遗传学教授谈家桢邀请人类学专家金力教授从美回国,人类学研究才重新出现在复旦校园里。李辉就是他回国后的第一批学生。

金力带回了先进的实验室,也带回了新的理论——“人类走出非洲理论”。

“我当时看这个就不顺眼!”历史系教授韩昇毫不掩饰,“闻所未闻。而且这牵扯到了人类起源,这是我们做历史的关注的啊!”他透露说,当时历史系的老先生都“不喜欢”。

但私底下,韩昇也在偷偷看资料,“我想知道,为什么明明是历史学的研究题目,人类学科却能言之凿凿地证实。”他还直接找到金力,开门见山地说,“为什么人类是从非洲走出来的?你要说服我!”

金力解释说,人类的进化往往在DNA里留下痕迹,并随着DNA代代相传,经历的年代越久远,DNA变化得越多,比较同一物种内不同群体之间的DNA,可以了解这些群体之间的关系。目前得到的结论就是:现代人类拥有共同的祖先,这个祖先,在很久很久以前,生活在非洲。

韩昇虽然没有听得太懂,但开始发现,这种文理科的“勾搭”,实在浪漫。他还跑去参观了人类学研究实验室,“密密麻麻的冰箱,都是零下80度,保存人类唾液或者血液样本”。不断交流中,韩昇的问题越来越多:人类走出非洲后,发生了什么?中国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中国人的起源是哪里?

讨论得越多,韩昇和金力发现,需要解答的问题也越多,而双方长时期从事文、理科研究形成的不同思维,这时变成了交流的障碍。比如,韩昇觉得,理科人的回答通常只是时间、地点、谁的骨头,里面有什么样的基因,而他想要知道的是,这个过程中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史书翻开,能落实到具体的哪个人身上;再比如,理科人关注在广西发现了一个3000年前的基因,而他想知道的是,3000年前广西是什么人在统领?说着什么样的语言?这个基因能说明什么?

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把历史学与人类学研究结合起来,既能满足理科生的愿望,又能解释韩昇的问题呢?

他们找到了一条解决道路——通过研究中国同姓氏族群的DNA遗传性,发现中华民族形成史。

韩昇本来偏向研究“李”姓,“如能解开中国最鼎盛时期唐朝的发展史,那意义不得了啊!”但据全国人口普查,李姓人数过亿,而且冒用“李”姓的人也很多,很难保证自称是李家后人的现代人的真实性。

李辉解释,研究人类遗传学,需要大家族的基因才能够证明世代繁衍中人种的变化,但为了纯洁性,人数又不宜太多。

中国的族谱本来是一条非常好的研究线索,不过私修族谱起于明代,延续至今,也只有十几代人,最便捷的找到存续上百代的大家族的方法,便是贵族或皇族血脉。

曹操成为他们确定的最佳人选: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曹姓约有770万人,同时,曹操虽是皇族,但名声不好,冒姓者不多。

恰好在这时,河南安阳“曹操墓”被发现,复旦研究课题组借着新闻的热度,宣布了即将开启的研究,李辉为项目领衔人,甚至在他们内部,自称为“曹操课题组”。

“我们本来就决定要研究曹姓族群的,正好可以向公众宣传我们,”研究团队成员严实博士说,之前人类学研究最大的障碍就是要不断向人们解释,为什么要取他们的血液或唾液样本,“正好可以借这个契机宣传这个‘冷门’学科,如果有人说这是炒作也无所谓”。

为了省事,后来组内也就直接自称为“曹操组”。

“我们能测你是不是曹操后代”

在金力教授主持下,“曹操组”定下了基调——文科是领导,理科是工具。韩昇说,这给他吃了颗定心丸,“这些研究人类学的理科生不简单,读书多,兴趣广,水平简直令人震撼,比如严实,研究中古语音比中文系的学生还强,”韩昇常自己嘀咕,害怕在这个组里“文科生会被嫌弃”。

不过,理科生确实不断地被他骚扰。

他不断要求理科成员把一些基础问题翻译成文科生能听懂的语言:什么是Y染色体,为什么基因稳定,什么是节点,都是怎么测算的......“要解释到我听得懂,说服我,才能说服普通人”。

李辉则试图用最直白的语言解释分子人类学如何解决历史问题:基因在代代相传中不断变异,每个人都加一些新的信息到基因上,而原来的基因还保留。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在变大,因为人类中的Y染色体只在男性中存在,也只来自于父系,因此可以作为DNA考古的参考指标,以其变化构建一棵进化树,不断比较同一族群中不同代际人的Y染色体差异,变化分支越多的,就是在历史上受到影响越大的,往往可以对应重要的历史人物。

李辉的工作,就是不断地给进化树增添分支,确定时间点。比如在非洲的黑人身高很高,而东南亚的成年黑人很多身高不到一米五,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就是他们试图解释的问题。

他们最常使用的研究工具,叫做“分子钟”:DNA虽然分子不断发生变化,但速度基本恒定,因此可以从后代基因的变化推算每次遗传变化的具体时间。每次遗传变化的时间确定得越精确,结合当时社会、环境情况的研究,就更可能知道这次遗传变化的原因,从而解决很多科学上的疑问。

目标确定,共识达成,项目启动。历史学负责搜集曹氏家谱,人类学负责根据家谱取样。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族谱为全国最多,共有2万多种。全世界有275种曹氏族谱,上海图书馆就藏有118种。韩昇带着复旦历史系的研究人员,对这些族谱全面查阅,宗旨只有一个,宁宽勿弃。他甚至收集了一份很离谱的,把曹丕写成了曹操的孙子。

很多质疑者因此“笑话”他,“做历史的,连家谱不可信都不知道”。韩昇无所谓,“我只能假中取真,证据这事儿,历史解决不了,生物可以。”

李辉团队则去实地寻找。但很多族谱只记录到民国,之后的后人寻找非常艰难。“曹操墓”的消息再次起了关键作用。“我们能测你是不是曹操后代”,就这么一句话,胜过很多科学解释,对方往往二话不说,挽起袖子:你抽血吧!甚至有人开着大巴车集体来抽血。

采样有时也会遇到尴尬事。比如,DNA调查发现某一个人并不是血缘意义的家族成员,但他们恪守“科研伦理”,严格保守个人隐私,偶尔也会说些善意的谎言。

相关质疑也层出不穷。曹操祖父曹腾是东汉宦官,曹操父亲曹嵩是他的养子,一直传说其本姓为夏侯。此外,曹操家和西汉开国功臣曹参家也混为一谈,后世制作的家谱几乎都据此叙述家室渊源。还有说法怀疑曹操后代早在西晋灭魏时被扫荡一光。

为了慎重起见,课题组决定把夏侯氏、曹参和曹操的后裔都纳入调查范围。半年多的田野调查后,课题组共抽取了79个曹姓家族的280名男性和446个包括夏侯、操等姓氏男性志愿者的静脉血样本,最终样本总量超过1000例。

经过复杂的Y染色体DNA全序列检测,最终发现,在声称为曹操后人的族群中,一个叫做O2*-M268的基因类型(50%),远高于一般汉族人和普通曹姓人(5%),研究组于是确认:曹氏家族DNA的Y染色体SNP突变类型为O2*-M268。

“可以认定,他们是真实的曹操后代。”李辉说,“根据生物遗传学、统计学的原理计算出来的可靠性是92.7%。”

研究曹操DNA有什么用?

每得出一项结论,组内讨论的首要任务是让“门外汉”韩昇明白;韩昇也不客气,只要能想出例外的可能性,都会去“拷问”李辉。李辉不善言辞,最有力的回答便是实验。

他们都希望能找到一个实验途径,把计算出的92.7%的可靠性,变成严丝合缝的盖棺定论。

2011年,课题组想到一个办法,借用安徽亳州曹氏宗族墓“元宝坑一号墓”出土的两颗牙齿,根据墓室布局和墓砖铭文,确定牙齿来源于曹操叔祖父河间相曹鼎。

他们把曹鼎的牙齿仔细清洗,消毒,小心地钻孔,从牙齿的骨粉里提取DNA进行序列测定。

每月测一次,反复6次后,最终确认该牙齿中,古DNA中Y染色体SNP突变类型就是之前找到的O2*-M268。

曹操后人的基因类型,与曹操先人的基因类型对比吻合,曹操在中间,肯定也逃不掉。课题组100%确定了曹操的基因。

整个研究过程分为两篇论文,论文发表后,复旦在11月11日公布结果,伴随着的非议喧嚣尘上。最直白的质疑是,“这种研究对老百姓到底有什么用?”

面对质疑,一直合作的文理科生表现截然相反。韩昇每天都会整理报道,把质疑分类,试图挨个回答,“历史层面的我来解决,我不行的,让实验室的老师们来解决。”他还尽量抽空接受采访,飞机上,火车上,会议空隙。他希望通过媒体传播解答疑问,也为“历史人类学”的发展空间拓宽尽最大努力;李辉和他的学生们却从来不关心,对媒体采访也尽量推脱,只安静地在狭小的办公区做研究。“我们只关心学术问题”,他说。

于是韩昇偶尔成了代言人,“我们这个研究,历史学的人看不懂,生物学的人又觉得不够水平,他们只关注直接影响疾病研究的项目。但科研和文化都是不能急功近利的,我们用科学研究历史,当然不是简单回答谁是祖宗的问题,而是要解答我们从哪里来,还可以展现文化的发展过程,描述疾病的演化过程。”

比如,不同地域的人,肝、肾的相关基因差异很大,这说明不同的饮食结构和习惯给肝肾带来不同的负担,导致不同的变异。类似的研究在遗传病治疗上非常有意义,可以搞清楚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进化病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再结合史料信息,研究当时的社会、气候等情况,以便为现在的预防提供更多信息。

过去几年的研究经费,一部分从复旦文科科研处的办公经费挤出来,一部分从人类学其他研究经费挤出来。而下一步的研究经费,毫无着落。

虽然不关心纷纷扰扰的质疑,李辉却也看到了报道的正面效应:越来越多的人想“认祖归宗”,直接到实验室来做化验,省去了实验原来田野调查的成本。

李辉说,在不断完善细化整棵“进化树”的宏大任务背景下,中国的姓氏研究只是一条很小的支线。“我们的目标是,全世界所有的人群,都可以画在一棵进化树上,人类所有的奥秘、疾病、生理、文化等等是如何一步步演化出来的,都会找到准确的对应时间点。我们也可以按图索骥,发现今后的发展变化规律。这也是我们研究课题的最根本的原因。”

本刊记者/王臣(发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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