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联合课题组宣布完全确定了曹操家族DNA，如同当年安阳发现“曹操墓”一样，引起广泛质疑。然而，只有走近这个奇怪的文理科跨界课题组，才会知道，其实他们：志不在曹操
曹操肯定不会想到，他死后1800多年，居然成为了实验对象。
过去三年中，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韩昇和人类生命学教授李辉，带领着他们的团队共同做着一件事情——寻找曹操家族DNA，并确定曹操身世。
这两个完全不搭边的学科联手，起源于2009年末的一则新闻：河南省安阳市对外宣称发现曹操墓，出土了三具尸骨，其中男性遗骸测定年龄在六十岁，另外两具为女性遗骸。河南省考古队推定男尸就是曹操。
很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和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联合宣布，将利用人类基因调查的科学手段，调查分析曹氏基因，进而为曹操墓真伪的研究提供科学证据。
不过这个“一厢情愿”的建议始终没得到安阳方面的正面配合。复旦课题组却不断公布着自己的研究进展：从基本确定到100%证实曹操的DNA；推断曹操父亲并非过去所流传的夏侯氏的后人，更不是西汉第二任相国曹参的后人，而很可能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宦官之首曹腾在自己家族内部过继的；目前已找到九支族群为曹操后人......
有人替曹操鸣不平，这些“天真”的人类学家凭什么如此笃定？也有人替现代人鸣不平，如此费周折地研究古人DNA，到底意义何在？
浪漫的文理科“勾搭”
1997年，19岁的李辉考进复旦大学时，正是人类学研究在中国复苏的时期。之前50年间，人类学研究，以及后来的民族学研究，因被认为是“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资产阶级学科被砸烂。著名人类学教授董悌忱自杀后，人类学研究就成了中国学术界的一片蛮荒地。
1997年，复旦大学遗传学教授谈家桢邀请人类学专家金力教授从美回国，人类学研究才重新出现在复旦校园里。李辉就是他回国后的第一批学生。
金力带回了先进的实验室，也带回了新的理论——“人类走出非洲理论”。
“我当时看这个就不顺眼！”历史系教授韩昇毫不掩饰，“闻所未闻。而且这牵扯到了人类起源，这是我们做历史的关注的啊！”他透露说，当时历史系的老先生都“不喜欢”。
但私底下，韩昇也在偷偷看资料，“我想知道，为什么明明是历史学的研究题目，人类学科却能言之凿凿地证实。”他还直接找到金力，开门见山地说，“为什么人类是从非洲走出来的？你要说服我！”
金力解释说，人类的进化往往在DNA里留下痕迹，并随着DNA代代相传，经历的年代越久远，DNA变化得越多，比较同一物种内不同群体之间的DNA，可以了解这些群体之间的关系。目前得到的结论就是：现代人类拥有共同的祖先，这个祖先，在很久很久以前，生活在非洲。
韩昇虽然没有听得太懂，但开始发现，这种文理科的“勾搭”，实在浪漫。他还跑去参观了人类学研究实验室，“密密麻麻的冰箱，都是零下80度，保存人类唾液或者血液样本”。不断交流中，韩昇的问题越来越多：人类走出非洲后，发生了什么？中国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中国人的起源是哪里？
讨论得越多，韩昇和金力发现，需要解答的问题也越多，而双方长时期从事文、理科研究形成的不同思维，这时变成了交流的障碍。比如，韩昇觉得，理科人的回答通常只是时间、地点、谁的骨头，里面有什么样的基因，而他想要知道的是，这个过程中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史书翻开，能落实到具体的哪个人身上；再比如，理科人关注在广西发现了一个3000年前的基因，而他想知道的是，3000年前广西是什么人在统领？说着什么样的语言？这个基因能说明什么？
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把历史学与人类学研究结合起来，既能满足理科生的愿望，又能解释韩昇的问题呢？
他们找到了一条解决道路——通过研究中国同姓氏族群的DNA遗传性，发现中华民族形成史。
韩昇本来偏向研究“李”姓，“如能解开中国最鼎盛时期唐朝的发展史，那意义不得了啊！”但据全国人口普查，李姓人数过亿，而且冒用“李”姓的人也很多，很难保证自称是李家后人的现代人的真实性。
李辉解释，研究人类遗传学，需要大家族的基因才能够证明世代繁衍中人种的变化，但为了纯洁性，人数又不宜太多。
中国的族谱本来是一条非常好的研究线索，不过私修族谱起于明代，延续至今，也只有十几代人，最便捷的找到存续上百代的大家族的方法，便是贵族或皇族血脉。
曹操成为他们确定的最佳人选：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曹姓约有770万人，同时，曹操虽是皇族，但名声不好，冒姓者不多。
恰好在这时，河南安阳“曹操墓”被发现，复旦研究课题组借着新闻的热度，宣布了即将开启的研究，李辉为项目领衔人，甚至在他们内部，自称为“曹操课题组”。
“我们本来就决定要研究曹姓族群的，正好可以向公众宣传我们，”研究团队成员严实博士说，之前人类学研究最大的障碍就是要不断向人们解释，为什么要取他们的血液或唾液样本，“正好可以借这个契机宣传这个‘冷门’学科，如果有人说这是炒作也无所谓”。
为了省事，后来组内也就直接自称为“曹操组”。
“我们能测你是不是曹操后代”
在金力教授主持下，“曹操组”定下了基调——文科是领导，理科是工具。韩昇说，这给他吃了颗定心丸，“这些研究人类学的理科生不简单，读书多，兴趣广，水平简直令人震撼，比如严实，研究中古语音比中文系的学生还强，”韩昇常自己嘀咕，害怕在这个组里“文科生会被嫌弃”。
不过，理科生确实不断地被他骚扰。
他不断要求理科成员把一些基础问题翻译成文科生能听懂的语言：什么是Y染色体，为什么基因稳定，什么是节点，都是怎么测算的......“要解释到我听得懂，说服我，才能说服普通人”。
李辉则试图用最直白的语言解释分子人类学如何解决历史问题：基因在代代相传中不断变异，每个人都加一些新的信息到基因上，而原来的基因还保留。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在变大，因为人类中的Y染色体只在男性中存在，也只来自于父系，因此可以作为DNA考古的参考指标，以其变化构建一棵进化树，不断比较同一族群中不同代际人的Y染色体差异，变化分支越多的，就是在历史上受到影响越大的，往往可以对应重要的历史人物。
李辉的工作，就是不断地给进化树增添分支，确定时间点。比如在非洲的黑人身高很高，而东南亚的成年黑人很多身高不到一米五，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就是他们试图解释的问题。
他们最常使用的研究工具，叫做“分子钟”：DNA虽然分子不断发生变化，但速度基本恒定，因此可以从后代基因的变化推算每次遗传变化的具体时间。每次遗传变化的时间确定得越精确，结合当时社会、环境情况的研究，就更可能知道这次遗传变化的原因，从而解决很多科学上的疑问。
目标确定，共识达成，项目启动。历史学负责搜集曹氏家谱，人类学负责根据家谱取样。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族谱为全国最多，共有2万多种。全世界有275种曹氏族谱，上海图书馆就藏有118种。韩昇带着复旦历史系的研究人员，对这些族谱全面查阅，宗旨只有一个，宁宽勿弃。他甚至收集了一份很离谱的，把曹丕写成了曹操的孙子。
很多质疑者因此“笑话”他，“做历史的，连家谱不可信都不知道”。韩昇无所谓，“我只能假中取真，证据这事儿，历史解决不了，生物可以。”
李辉团队则去实地寻找。但很多族谱只记录到民国，之后的后人寻找非常艰难。“曹操墓”的消息再次起了关键作用。“我们能测你是不是曹操后代”，就这么一句话，胜过很多科学解释，对方往往二话不说，挽起袖子：你抽血吧！甚至有人开着大巴车集体来抽血。
采样有时也会遇到尴尬事。比如，DNA调查发现某一个人并不是血缘意义的家族成员，但他们恪守“科研伦理”，严格保守个人隐私，偶尔也会说些善意的谎言。
相关质疑也层出不穷。曹操祖父曹腾是东汉宦官，曹操父亲曹嵩是他的养子，一直传说其本姓为夏侯。此外，曹操家和西汉开国功臣曹参家也混为一谈，后世制作的家谱几乎都据此叙述家室渊源。还有说法怀疑曹操后代早在西晋灭魏时被扫荡一光。
为了慎重起见，课题组决定把夏侯氏、曹参和曹操的后裔都纳入调查范围。半年多的田野调查后，课题组共抽取了79个曹姓家族的280名男性和446个包括夏侯、操等姓氏男性志愿者的静脉血样本，最终样本总量超过1000例。
经过复杂的Y染色体DNA全序列检测，最终发现，在声称为曹操后人的族群中，一个叫做O2*-M268的基因类型（50%），远高于一般汉族人和普通曹姓人（5%），研究组于是确认：曹氏家族DNA的Y染色体SNP突变类型为O2*-M268。
“可以认定，他们是真实的曹操后代。”李辉说，“根据生物遗传学、统计学的原理计算出来的可靠性是92.7%。”
研究曹操DNA有什么用？
每得出一项结论，组内讨论的首要任务是让“门外汉”韩昇明白；韩昇也不客气，只要能想出例外的可能性，都会去“拷问”李辉。李辉不善言辞，最有力的回答便是实验。
他们都希望能找到一个实验途径，把计算出的92.7%的可靠性，变成严丝合缝的盖棺定论。
2011年，课题组想到一个办法，借用安徽亳州曹氏宗族墓“元宝坑一号墓”出土的两颗牙齿，根据墓室布局和墓砖铭文，确定牙齿来源于曹操叔祖父河间相曹鼎。
他们把曹鼎的牙齿仔细清洗，消毒，小心地钻孔，从牙齿的骨粉里提取DNA进行序列测定。
每月测一次，反复6次后，最终确认该牙齿中，古DNA中Y染色体SNP突变类型就是之前找到的O2*-M268。
曹操后人的基因类型，与曹操先人的基因类型对比吻合，曹操在中间，肯定也逃不掉。课题组100%确定了曹操的基因。
整个研究过程分为两篇论文，论文发表后，复旦在11月11日公布结果，伴随着的非议喧嚣尘上。最直白的质疑是，“这种研究对老百姓到底有什么用？”
面对质疑，一直合作的文理科生表现截然相反。韩昇每天都会整理报道，把质疑分类，试图挨个回答，“历史层面的我来解决，我不行的，让实验室的老师们来解决。”他还尽量抽空接受采访，飞机上，火车上，会议空隙。他希望通过媒体传播解答疑问，也为“历史人类学”的发展空间拓宽尽最大努力；李辉和他的学生们却从来不关心，对媒体采访也尽量推脱，只安静地在狭小的办公区做研究。“我们只关心学术问题”，他说。
于是韩昇偶尔成了代言人，“我们这个研究，历史学的人看不懂，生物学的人又觉得不够水平，他们只关注直接影响疾病研究的项目。但科研和文化都是不能急功近利的，我们用科学研究历史，当然不是简单回答谁是祖宗的问题，而是要解答我们从哪里来，还可以展现文化的发展过程，描述疾病的演化过程。”
比如，不同地域的人，肝、肾的相关基因差异很大，这说明不同的饮食结构和习惯给肝肾带来不同的负担，导致不同的变异。类似的研究在遗传病治疗上非常有意义，可以搞清楚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进化病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再结合史料信息，研究当时的社会、气候等情况，以便为现在的预防提供更多信息。
过去几年的研究经费，一部分从复旦文科科研处的办公经费挤出来，一部分从人类学其他研究经费挤出来。而下一步的研究经费，毫无着落。
虽然不关心纷纷扰扰的质疑，李辉却也看到了报道的正面效应：越来越多的人想“认祖归宗”，直接到实验室来做化验，省去了实验原来田野调查的成本。
李辉说，在不断完善细化整棵“进化树”的宏大任务背景下，中国的姓氏研究只是一条很小的支线。“我们的目标是，全世界所有的人群，都可以画在一棵进化树上，人类所有的奥秘、疾病、生理、文化等等是如何一步步演化出来的，都会找到准确的对应时间点。我们也可以按图索骥，发现今后的发展变化规律。这也是我们研究课题的最根本的原因。”
本刊记者/王臣（发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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